关于盐城的早期历史，包括官方文献《盐城年鉴》在内的普遍看法是，秦汉时期盐城已有大规模海盐生产，因“遍地皆为煮盐亭场，到处是运盐的盐河”。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现盐城大部分地区从古射阳县析出置县并命名盐渎。然而，考证秦汉两代史籍，除《汉书》“盐渎有铁官”记载外，相关表述并没有直接证据。
秦汉时期盐城是否盛产海盐？盐业还是铁业更为发达？回答这些问题，对正确认识和宣传盐城早期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文献考证存在的认识误区
目前能支撑秦汉时期盐城有发达海盐生产的证据主要有两个。一是《史记》载：“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春秋时代阖庐的吴国和汉初吴王刘濞的封地包括盐城，一些专家认为“东有海盐之饶”包括盐城。二是《盐铁论》载：“若各居其处，食其食，则是橘柚不鬻，朐卤之盐不出，旃罽不市，而吴、唐之材不用也。”淮北的朐（现江苏省东海县境）为汉县，专家认为“朐卤之盐”中的朐县和卤县盛产食盐，所以淮南的盐城也应盛产海盐。
认为“东有海盐之饶”的“东”包括盐城，实际误解了司马迁原意。从上下文看，司马迁所说的“吴”是狭义吴地，即现苏州及周边地区，因为盐城尽管属于阖闾和刘濞的吴国，但楚相春申君的封地并不包含盐城。《史记》记载，春申君黄歇于楚考烈王元年拜相，15年后“请封于江东……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
将“朐卤之盐”理解为朐和卤的食盐同样有误解古文之嫌。卤是汉安定郡属县（今甘肃省崇信县境），并不产盐。朐，古语中有屈曲的干肉之意。卤，《广雅》解：“卤，薰也”，即以烟气熏制物品。所以，“朐卤之盐”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对屈曲的干肉进行熏烤所用的盐。再从行文上看，橘柚为水果，旃罽是毛织品，朐卤与橘柚、旃罽并列，解释为食品更为合理。所以，《史记》和《盐铁论》的记载不足以证明盐城在秦汉时期盛产海盐。
秦汉时期
不存在大规模海盐生产的依据
中国东部与南部濒海，具有生产海盐的天然条件，但遍阅中国盐业史权威论著，未发现两淮地区在秦汉时期是重要海盐产地的提法。而在先秦各类史籍中，明确记载当时海盐产地主要分布在渤海湾沿岸、东海北部沿海，那么，为什么上述地区因盛产海盐而见诸于史籍，而盐城作为唐宋之后重要海盐产地却在当时籍籍无名呢？莱州湾地区的盐业考古和地质勘探揭开了其后原因。
考古发现，山东省中北部的莱州湾地区存在大量商周时期盐业作坊遗址，其中山东寿光市双王城盐业遗址群总面积30多平方公里，已发现龙山文化中期遗址3处，商至西周初期遗址76处，东周时期遗址4处。经分析，莱州湾地区制盐作坊的制盐原料为高浓度地下卤水。现代地质勘测也发现，这一地区分布着长达数百公里的连续浅表性地下卤水矿带，含盐浓度比正常海水高四至五倍。
中国古代海盐生产工艺历经煮海为盐、制卤煮盐、制卤晒盐三个阶段，制卤煮盐工艺广泛应用是在唐宋时期，其目的是通过海水制卤提高其含盐量，所以在制卤煮盐工艺出现前，利用地下含盐卤水制盐具有压倒性的技术经济优势。据推测，当时莱州湾一个作坊的盐工不少于10人，整个莱州湾地区有数以万计人口从事盐业生产，年产量达数十万斤。
盐在古代是财政重要来源，但由于工艺技术水平限制，早期盐业生产耗用劳力巨大，需要国家力量支持。《管子•轻重甲》详细记载了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通过采纳管仲“官山海”“正盐策”建议实现富国强兵。管子的建议用现代经济学术语来解释，就是通过国家垄断方式控制海盐生产与流通，同时基于比较优势原则通过对外贸易获取高额利润。管子建议，国家应动员民众生产食盐并由政府征收积存，同时下令春天“北海之众无得聚庸而煮盐”来控制产量，盐价大幅上升后向不产盐国家出口食盐，赢取高额贸易利润。
因此，先秦与两汉时期，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强大的国家力量是一个地区盐业生产能够持续兴旺的重要前提，盐城既无地下卤水资源，又因远离中原难以得到国家支持，在当时大规模海盐生产的可能性较小。
两汉时期冶铁业兴起与人口暴增
到目前为止，两汉时期盐城历史有两条重要线索并没有引起后世重视：一是考古发现两汉期间盐城人口出现暴增；二是《汉书》“盐渎县有铁官”记载。
人口暴增表明当时盐城出现暴利产业导致人口大量流入。秦汉交替之际，盐铁业是当时最暴利的产业，而冶铁铸钱更甚。《汉书•食货志》载：“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当时的邓通“以铸钱，财过王者”。结合铁官记载，汉初盐城人口出现暴增的产业背景极有可能是冶铁业。
汉武帝所设铁官有大小之分，“出铁多者置（大）铁官，主鼓铸”“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所在县”，所以大铁官所在地的冶铁业规模要远大于小铁官。盐渎是《汉书》记载的49处铁官所在地，但一般认为盐渎铁官为小铁官，其理由是盐城不出铁，这种看法并不正确。
据现今地质勘探数据，盐城现有针铁矿储藏1.56千吨，在秦汉时期并不算低，同时不排除当时盐城针铁矿储藏远高于今天的可能性，认为秦汉时期盐城不出铁、所设铁官为小铁官是不严谨的。
江西修水横山出土了西汉时期铸有铭文“淮一”的铁锸和铁铲，铁业考古权威李华考证“淮一”为盐渎铁官铭文。西汉临淮郡仅在堂邑（今南京市六合区境）和盐渎设有铁官，江苏仪征烟袋山曾出土铸有铭文“淮二”的铜斧，堂邑有铜矿而盐城不产铜，所以李华推测“淮一”和“淮二”分别是盐渎和堂邑铁官铭文，且两地铁官均为大铁官。
考古发现盐城境内有多处冶铁遗址。文献记载建湖上冈镇西一公里“铁屎湾”在距地表0.8米处曾发现炼铁熔渣遍地，其中最大铁熔渣块直径达5米；原盐城第一窑厂整地时也曾发现炼渣和屋基、陶井数处，考证为汉代冶炼场所；此外，市区麻瓦坟遗址在1962年也曾出土过大量铁器和铁渣遗物。所以，当时盐渎铁官冶铁作坊很多，产量并不低。
盐城有优质高硅粘土矿资源，所制作的炉壁不但耐高温且经久耐用。在古代，炉壁材料是决定生铁质量的关键因素，盐城高硅粘土资源广泛分布在城西南郭猛镇一带，是优质耐火材料，用其制作炉壁可以冶炼出优质生铁。
此外，盐城地处楚秦汉三代东部边疆，中央政府鞭长莫及，而民间私铸是最具暴利的产业，所以盐城在远离中原人口密集地区且土地充斥盐碱不利于农耕的情况下，在两汉时期出现人口暴增，这一现象只能用冶铁业持续兴旺来解释。
重新认识盐城早期建置史
基于上述分析，需要重新认识秦汉时期盐城社会经济发展史特别是早期建置史。关于因何置县，汉盐渎因盐置县是目前的主流看法，但盐城在秦汉时期甚至更早盛产海盐之说既得不到中国盐业史权威认同，也没有考古发现支撑，并且同为淮南产盐重镇的泰州和淮安的史志也没有相关表述。因此，在因何置县表述上，应淡化因盐置县，可重点突出“铁”字，强调盐城是全国49处大铁官所在地，是当时中国东部重要冶铁基地。关于何时置县，现官方文献认定盐渎为元狩四年由古射阳析出置县并没有直接史料支撑，相关考证矛盾较多，但就早期盐城铁业发达和人口众多而言，有不少间接证据支持盐渎在汉初置县，所以在何时置县问题上，表述为“最迟于元狩四年置县”更为合理。关于县名何意，既然没有证据证明汉初盐城存在大规模海盐生产，将“盐渎”解释为“运盐之河”，并进一步联想当时的盐城“遍地皆为煮盐亭场，到处是运盐的盐河”并不科学。盐，《说文》曰：咸也。古文中通常作名词，作动词指以盐腌制。盐城濒临黄海，境内河流经常会遭到海水浸漫，将“盐渎”解释为境内充斥“咸水之河”或“海浸之河”则较为合理。
（作者李琦为盐城工学院教授。本文为2022年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盐渎县铁官及相关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