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高作镇蒋王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王学富是位地道的农民，淳朴、憨厚，靠给地主打工、种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我4岁那年父亲在贫困中永远离开了我们，是母亲含辛茹苦拉扯着我们长大。我14岁那年，一路乞讨到上海，过着流浪生活，后来到一家玻璃厂当上了一名童工。可是，好景不长，日寇占领了上海，我又被日本人的“三光”政策逼回苏北老家。母亲见到我这骨瘦如柴的儿子心如刀绞，泪水涟涟。而当时家乡建湖人民同样生存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尽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派及土匪黑恶势力的欺凌。母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日本鬼子太坏，他们一天不消灭，我们中国人就一天没有好日子过。只有共产党、新四军才是我们穷人的大救星！”
    母亲的话语，在我的心中激起一阵阵怒火。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参加共产党、新四军，为穷人报仇。一天深夜，家里来了一男一女操着外地口音的中年人。了解我的详细情况后，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新四军，我喜出望外，并十分诚恳地向来人要求加入新四军和共产党。从此，我就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时的建阳县委、县政府就驻在离我家一河之隔的长北滩（今高作镇长北村）王家祠堂。我和同村青年王学忠日夜忙碌。我们是自带干粮闹革命，每天晚上，母亲用大麦面做四块“膨面饼”，让我们一人两块，就这样连续做了好长一段时间，当时我俩的任务是掌握敌情，负责站岗放哨、盘查坏人、打游击等任务。每天深夜出去，母亲总是千叮咛万嘱托，一定要多加小心。我平时很少回家，经常在外乡打游击。有一天，有人将我和王学忠一起介绍给抗大五分校副校长洪学智，从此之后，我们更进一步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通过一段时间的英勇顽强斗争，党组织对我和王学忠两位青年十分信任，认为我们忠实可靠、表现突出，准备吸收我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建阳县一区（今高作镇）民运工作队队长兼区委书记秦加林（浙江人），找我单独谈话：“你想不想入党……”秦书记的谈话，使我一下子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许多知识。那天，我在秦书记给的一张粗黄纸上写下了要求加入党组织的申请书。
    1942年3月15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天夜里，我在建阳县委、县政府机关（长北滩王家祠堂）秘密进行入党宣誓，面对鲜红的党旗，我感慨万端、泪流满面。后来王学忠也加入了党组织，但对方互相都不知道，互相保密。深夜，我回到家里告诉母亲，母子俩彻夜未眠等待天明。入党后，我更加坚定了打鬼子的决心。
如今70多年过去了，但一提起这些往事，好像就在昨天，历历在目。我老伴周琳也是新四军老战士，也是一名老党员，我们俩都是喝家乡水长大的，是家乡的人民抚育了我们，是家乡的党组织培养了我们。离开家乡后，我曾经担任过国家燃料局局长，现在担任北京振兴盐城咨询委员会主任。我们一定要有一份力发一份光，为党为家乡人民作出应有的贡献。

（建湖离休干部 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