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的足迹
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四周年暨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新四军老战士——王飞吼
“你是灯塔，
照耀着黎明前的航向；
你是舵手，
掌握着前进的方向。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
你就是海星，
你就是方向。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
人类一定解放。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
人类一定解放。”
这是我十四岁正式参加革命时，我的恩师陆梦扬教我的一首《永远跟党走》之歌。七十年过去了，至今仍记忆犹新，熟展歌喉，那时我们党才20岁，今年已94岁了。组织上要我谱写“与党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文章。我感到很幸运，幸运的是，在我的乡里，和我一起参加革命的战友，大都牺牲了，我还活着，现已80多岁了；更幸运的是，我还能有点精力写回忆，把党指引下征程上的足迹写出来，或许对下一代有所补益。
小八路 大摆笔阵图
1940年，我刚10岁的时候，日寇发动的侵华战争已经蔓延到我的家乡八滩，实行残酷的“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就在这国难当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来到我的家乡，随即建立了县、区、乡、保、甲的人民政权，我也进入到党领导下的粮西小学读书，不过，那时的读书，不是像现在完全在学校里上课，而是一切服从抗战。我亲密的恩师陆梦扬，他是共产党员（当时党支部未公开），在他的领导和教育下，成立乡儿童团，每天时刻都要防避日寇的飞机机枪扫射，投弹轰炸，每天不固定的只能读个把小时的书，其余都是参加抗日、锄霸、锄奸、锄匪活动，每人发一根红缨枪，或部队赠送的大刀，昼夜轮流站岗、放哨，盘查过路行人。
在陆梦扬老师的教导和抗战实践活动中，我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懂得了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大我就没有小我。组织决定，要我担任八巨区区儿童团团长，要我领导全区数以万计的儿童，一齐参加抗日活动。党组织决定，要我们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我们在全区所有的墙壁上，都写上抗日标语。我们立即在各学校组织小分队，两人一组，乡亲的刷锅把变成取之不尽的大笔；锅灶里的烟灰变成用之不完的黑墨；小水桶变成携带方便的砚台；千家万户的墙壁变成扳摇不动的纸张。仅仅几天时间，各乡各村各户的墙上，到处都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小鬼子滚出中国去”、“还我河山”、“中国人不可侮”、“中华民族万岁”……大大鼓舞了广大干群的抗日志气，扭转和消除了“悲观论”、“亡国论”的思潮。在粮西乡出现了季秀喜式的杀敌英雄。一人杀掉32个日本鬼子。小鬼子既恨又怕，时刻处于伤魂落魄、风声鹤唳的“笔阵”之中，充分显示了“小八路大摆笔阵图”的威风，深受广大干群的爱戴。在大写抗日标语的日子里，大家都不能按时吃饭，只能带着干粮（山芋干、豆饼和棉籽饼等），饿了，就拿出来啃啃，渴了，就到河边舀点水喝喝。尽管如此，干群们还是将自己的粥饭省下来，送到我们面前，硬要我们当场吃完再干。
日寇的根本目的是法西斯式的侵略。他必然要对反法西斯侵略的抗日行动进行疯狂报复，1943年 农历正月初五 ，日寇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此刻我正在后案乡唐庄写墙头标语，突然被鬼子包围，鬼子看我手上拿着刷锅把，小篮子里还有钢笔和采访笔记本，顿时脸露凶相，像狼嚎般的狂叫道：“小八路，撕拉撕拉的。”手中端着三八式步枪带刺刀，直向我刺来，刀尖已靠近我的胸口，我当时束手无策，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从我的右侧冲过来一位年轻的妇女，头上戴花，脚上穿花鞋，唰的一下将刺刀挡开，鬼子一看是个“花姑娘”，便一把将她抓住而放开了我，接着五、六个鬼子团上来，这位青年妇女被遭踏了。时隔几天就绝气而亡。后来当得知她叫刘嫂的消息，我痛哭了一场。直到现在，我虽年已八十有五，每当想起此事，就鼻孔发酸，泪水盈眶。就在那天上午，在我南边 一百米 处的五户庄，和我一样写标语的金乃彦，被鬼子连戳五十多刀，当场牺牲。
在“笔阵图”和抗日民众群情激奋的支援配合下，我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四团给日寇沉重的打击，日寇三次进驻八滩，三次不能存身。第三次，1943年春节，日寇仅进驻三天时间，王桥一战，击毙日寇73人，生俘200多人，其他残部望风而逃，从此未敢再来侵犯。实践证明毛泽东主席的英明论断，枪杆子和笔杆子同样重要。
在党将抗战进行到底的指引下，我的恩师陆梦扬被调到主力部队，后任空军某部司令员。在 陆 老师的启发下，我也于1944年4月参加了新四军新安旅行团。
根据党的工作需要，后来在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和建设的征途上，想不到这个笔杆子，永远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使后来从事党政、邮电、工业、农业、金融、体育等不同岗位的领导工作，利用业余时间，也从未丢弃过笔杆子。
跟党走 赤胆捍“二为”
党一贯需要文艺服务，特制定了“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的文艺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这是一切文艺工作的准则。为了我文明古国的伟大复兴，为了充分发挥文艺为“二为”服务。八十年代初，艺术大师刘海粟、林散之和省书协副主席徐静渔三位艺坛泰斗，在无锡办了中国第一所书法高校——无锡书法艺专。作为新四军老战士又有笔杆子的缘分，我当积极响应。艺专第一次向海内外招生，就有13000余学员报名入学，受三位泰斗的垂青，确定我为全体学员的代表，参加有关办学活动。除了正常进行函授课外，艺专决定，要在我们的所在地滨海，举办一次大型面授活动。我向县委领导汇报后，得到县委领导的支持，于是三省十八市（江苏、山东、安徽三省和南京、徐州、淮阴、苏、锡、常等十八市）的学员1000余人云集滨海听课，徐静渔校长亲自率全校8位老师赶来滨海，从 1986年6月18日 至20日讲课三天，盛况空前，学员受益匪浅。省广播电台赶来全程录像，作为大学教材。
为了巩固教学成果，艺专领导和县委领导商定成立“滨海书法研究会”，并决定我担任会长，县人大主任任钊同志任名誉会长，原县委老书记苗雨田同志任名誉顾问，徐静东、范广仁、王一群任副会长，同时组成理事会共21人。县四套班子领导李良、何寄、胡崇媛亲自参加筹建工作，于 1988年3月2日 召开了滨海书法研究会成立大会，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领导于广生、陈为琛、市书协主席臧科赶来祝贺，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老书记苗雨田和县委副书记李良剪彩。
滨海书法研究会成立以后，八年时间，共举办48次书法讲座，邀请市、县名家主讲，2500人次受益，为后来滨海“书法县”，打下扎实的人才基础。
我在艺专函授学习期间，在刘海老、林散老和静渔老每次谈话和通讯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文艺必须要有“主心骨”，就是一切服从党的需要，海老说：“一个文艺工作者，最重要的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共产党，这样方成大器。”这些金石教诲给我刻骨铭心，凡是我党历史的重大事件纪念或现在的重大活动，我都积极参加。从内容到书写都是呕心沥血，绞尽脑汁去完成。
1986年春，中央决定在盐城建立新四军纪念馆，此时正是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军部45周年，向全国书画名家征集书画作品，陈列于馆中书画大厅，意义特别重大。当接到征文通知后，我感到既光荣又紧张，因为档次之高，政治性、艺术性要求之严，如何能够体现当年新四军英勇奋战之气势，经过一个多月的构思和创作，原来考虑在内容上用“浩气长存”，后来觉得这四个字是歌颂死者的，而且俗套，新四军还有老战士活着的怎么办？后来干脆去掉长存，就用“浩气”，包括牺牲的和活着的。在结体上用颜字的间架，王志的点画，并以张大千曲笔用之。在墨法上则用了恩师林散老的宿墨、破墨、淡墨，大胆发挥，这样将“浩气”写成之后，一派汗血淋漓，硝烟弥漫，当年浴血沙场，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立即呈现眼前。当我送给80高龄的徐静渔老审阅时，徐老看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兴奋的说：“严肃活泼，很好，祝你成功。”他抓起笔来，在正文下边沙沙地写了“纪念新四军重建军部四十五周年，王飞吼书，静渔落款。”
这幅“浩气”作品送出后，被中央军委选刊在《新四军纪念馆藏书画选》（全国应征作品是1000幅入集作品190幅），其中有李先念、张爱萍、方毅、肖望东、江渭清、舒同、赖少奇、刘海粟、林散之、赵朴初、钱松岩、武中奇、徐静渔、启功、王个簃、范曾、吴丈蜀、沙孟海、潘主兰、费新我、萧娴、王飞吼等大作。这些作品，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展览时，使我想不到，这幅“浩气”，被《求是》杂志唯一的选刊于1990年第12期封面三，被公众誉为凤毛麟角。由此，使我充分感受到这是永远热爱党，永远忠于党，永远跟党走所发射出的闪光。
在永远跟党走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大道可走的，战争年代是这样，和平建设年代仍然是这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书坛出现了很不正常的怪现象。“外国人为了破坏中国传统，化了不少代价。主要是他们拿钱收买中国文化政策，改变年轻人的学习方向。”书坛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背离党的“二为”方向。他们嘴上也大喊“坚持‘二为’方向呀”，实际上在抛开“二为”，不过明眼人一看便知，在每次展览的作品内容上，可以为证，例如一个规模宏大的所谓九届国展，书法篆刻共902件入展作品，真正为“二为”服务的作品仅仅才9件，“二为”作品只占全部作品的1%还不到，其中获奖作品34件，没有一件是直接为“二为”服务的。作为一个要党支持并吃着党和人民俸禄的文艺组织，却不为党和人民服务，天理不容。我曾经大胆向书坛权贵提出批评建议：“应迅速扭转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却遭到残忍的报复，永远拒绝我参加展览。当然我非常愤慨，于是奋笔疾书：
当年抗日披心肝，
八十挥毫遭忍颜，
试问展厅谁撒野？
可知流血换江山！
他们为什么要仇视“二为”？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不服之下，我拿出当年抗战的勇气。写了两篇论文，第一篇是《光荣的使命·论中国书坛应该毫不含糊的坚持党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第二篇论文是《保卫和谐·论中国书坛急需抗震救灾》。论文先后发出后，《光荣的使命》，被国家人事部入编到《当代专家论文精选》，接着在北京有40多家国家级出版社相继转载。《保卫和谐》被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前沿杂志社入编《闪光的足迹·中国领导干部科学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大典，并颁发了入编“荣誉证书”和“荣誉勋章”。中国国史研究编修馆入编《光辉的历程》，颁发了“爱国勋章”。中共党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优秀共产党人编辑部共同入编《中国优秀共产党人论坛》，颁发“著作证书”。随之在北京又有50多家国家级出版社相继转载。有多家出版社，对论文作出高度评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用稿通知上写道：“尊敬的王飞吼同志，您撰写的学术理论文章《保卫和谐》，经编委会审核，该文独立成文，立意新颖，论据充分，行文流畅，具有很高的理论前瞻性和指导参考价值，其最新的学术观点和最先进的学术思想，解决了本领域相关学术理论的难题，填补了本学术领域的有关空白。”
随之，2000年6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化艺术人才中心、中国文联艺术指导委员会、人民画报社共同举办的首届世界华人艺术展，我的自撰自书的诗词《红星颂》、《祖国颂》共八幅书法作品，被选入中国最高艺术殿堂—中国美术馆展览，荣获金奖，特授予“世界华人杰出艺术家”荣誉称号。山东潍坊国际艺术碑林将余两幅作品刻石于泰斗碑林，授予“中华当代书法泰斗”荣誉称号。
国家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聘余为特聘书画家。中国国家博物馆画廊聘余为艺委会委员。
上述两篇论文，上百家国家级出版社出版转载，以及作品的展览、获奖、聘任，正说明文艺界和广大人民对坚持党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是有广泛的共鸣，此乃是我这老战士八旬老翁晚年之慰也。
赴宝岛 交流结厚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新形势下，确定了对台湾开放的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开展各种交流活动。2010年秋冬之交，受台湾“中华世纪书画协会”（台方的文联）的邀请，“中国书画名家研究会”组团，赴台湾书画展览，进行文化交流活动，我被邀请参加。在台期间，通过书画展览和台湾书画名流，社会贤达同堂展览，共室挥毫，坦诚交流。并周游台湾全境，考察了台北、台中、台南的风俗民情，地理历史。在展厅、在街头、在商店、在餐室、在景点、在一切有人群的地方，无不感到亲切、友好、和谐，使我取得了四大收获：
一、身临其境的认识台湾人民和蒋介石是有根本区别的，蒋介石是代表和维护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是反共、反人民的独裁刽子手；而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
二、台湾人民是热爱祖国的。台湾人民饱受荷兰、日本、美英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奴役，吃尽亡国奴的苦头，至今仍然保存和敬仰郑成功庙和郑成功的铜像，以及城防和大炮。并且非常热爱祖国的传统文化，到处都是金碧辉煌的孔庙，“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宁静致远”、“凡事包容，凡事忍让”等大字标牌，而且都是传统的繁体字。
三、台湾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从城市到农村，到处无闲人，工、农、商、学各行各业，忙忙碌碌，兢兢业业，看不到游手好闲之人。更值得一提的是，台湾人民是不畏强暴非常勇敢的， 1947年2月28日 ，台湾的行政长官陈仪的军警，没收了台北卖烟小贩林江迈（女）的香烟和现金，并追捕枪击，引起了台湾人民的愤怒，陆续集中了数千人示威抗议，高坐在南京的蒋介石下令镇压，当场800人失踪（被捕暗杀），此事件被台湾人民定为228惨案，1998年2月28日立碑纪念。还有规模庞大的“白色恐怖政治蒙难纪念碑”，庄严肃穆而立。
在台北还有“五二四”反美大示威的记载。 1957年3月20日 ，美国侵略军雷诺（上士）枪杀刘自然（国民党低级官员）， 5月23日 美军事法庭竟宣判凶犯无罪，激起台北人民愤怒， 5月24日 一万多爱国群众包围了美国驻台湾军事援助顾问团总部，遭到蒋介石派军警镇压，并逮捕爱国群众，当晚三万余人包围蒋介石警察总局，由此引起台中、台南人民连续举行反美爱国大示威。
四、台湾人民是文明的。男女老少都讲祖国的普通话。从城市到农村没有小偷也没有乞丐，遍地没有垃圾杂物，每家都有五个垃圾桶，分废塑料、废玻璃、废纸屑、废金属、剩残食等，由专门机构定时收运，各有废物利用。即使是废水，皆集中处理后，再放入大海，所以岸上无杂物，水下有清流，青山绕绿水，人杰踏明途。
此次赴台书画交流回来后，正在回味此次赴台之深远意义时，忽然接到台湾94岁高龄的台湾贤达李效 颜和 夫人刘军（画家）的长信，他是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过武汉保卫战的国民党老军人，我们 12月1日 展览的那天，曾经促膝交谈过彼此的身世和感受，交换了书画作品，他们在来信中说：“吼大师：您才华出众，功力盖世，字型千山万壑，我和内人刘军一时瞠目结舌，不知如何？是被大师的技艺高超，国学深厚或是古道热肠所折服，所景仰，所佩服，我们虽是第一次接触，大师对在下的垂爱，实已超越一辈子，我们老两口自感最荣幸，最值得骄傲的一天，最佳的形容词也难以表达对大师的崇敬和至爱……大师的隆情厚意永志难忘。”
虽然我感到评词太高，受之有愧，但是他代表了台湾人民的一腔热诚，深情厚谊，使我感到在党的政策指引下，杖朝之年，还能踏步台湾，文化交流，为祖国和平统一作一点贡献，不负此行而大快也！